4岁的时候,你会为得到一颗糖果而快乐;14岁的时候,你会为某次考试得了全班第一而兴奋;24岁的时候,你会为得到某位女孩的芳心而狂喜;34岁的时候,你会为拥有一辆四轮驱动的越野车而得意……而在此之后,一个人生命力的分水岭已开始隐隐呈现,要体验到幸福感可能会变得越来越艰难。“获得或占有”的毒瘾更大了,你不再是个轻易就会满足的孩子。为了挽救或弥补生命力的颓势,往往需要更大剂量的致幻物质。但即便如此,能体验到的幸福感也像头发一样日渐稀薄。

    我们用什么来丈量幸福的尺寸?又该到哪里去寻找幸福的配方?

    人们总是习惯把希望寄托在攫取的行动上:更多的财富,更多的性,更好的房子,更高的地位,更大的名声。似乎只有这些才见证自己存在的价值,才能让自己感觉更安全、更强大。但占有的欲望是没有穷尽的,占有本身总在刺激和催生新的欲望,以及形成对欲望的欲望。因此只会用外物来丈量幸福感的人常常陷身于一种悖论中,拥有越多,自由越少,行动的空隙越窄,幸福的负累也就越重。用一位哲人的话说,在物质的丛林里,人们不得不去体验“此在的失望与荒芜”。

    你多久没有体验到幸福的时刻了?自从上次你被赐予清新的晨梦,欣喜于那次美丽的相逢,快慰于那次远游的冲动,陶醉于那次创造力的奔涌?当然,还有那天在阅读时或面对自然时经历的审美感动。是什么在逐渐耗尽你生命的本质,让你感到一种无奈和枯竭,生活开始显出需要忍受的丑陋面目?

    并非是你在努力地追赶目标,而是目标鬼魅般闪烁的影子在诱惑着你,某种外在的力量在驱动着你,你恰恰是一个被追赶、被鞭打的人。你为你所拥有的而不满,为你无法拥有的而心烦意乱。忍不住要引用刘小枫在《沉重的肉身》一书中说过的两句非常精辟的话:“如果既觉得一种生活不可忍受,又觉得另一种生活不可企及,就是一个人对幸福的想像太过分了。”这种“想像”折磨着你,令你感受到倦怠和虚无的双重煎熬,品尝到类似于宙斯之子坦塔罗斯的痛苦,他被罚永远站在水中,水深及下巴,上有果树,当他想喝水时水即退去,想吃果子时树枝即升高。这是一种可怕的沉溺和囚禁,溺于虚无,囚于欲望。

    再傲慢的人也不会拒绝幸福。再现实的聪明人也要算计幸福,他们可以鄙弃一切,但仍然尊重甚至崇拜快乐的价值。只不过他们把希望寄托在了错误的地方。他们成为了拜物教的信徒,也必然成为幻觉的牺牲品。他们对于幸福的想像总是很过分,膨胀地以为“尺寸”总是越大越好,于是也总是陷于无法达标的窘境。他们“分分秒秒计算着幸福”,却可惜与之背道而驰。借用一位女学者的话说,这些人“寻找不出自己真实的出发点,寻找不出自己的地平线,寻找不出自己作为一个人的恰当比例,他们把自己嫁接在各种各样的外部力量上了”。

    幸福是无法计量的,也不存在一个现成的配方。没有一个公式或程序可以算出幸福总值。物的叠加和累积有时候非但毫无意义,甚至会成为幸福的负数。你可以说一个开着宝马车的人比一个骑自行车的人更神气,但你不能说前者比后者更快乐。宝马车可以有更快的速度和更大的机械动力,但驾车的人未必拥有生命的切实推进感。几乎所有人都在谈性能,谈power,但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说,借助于外物的power或性能是虚幻的,那种力量感是不可靠甚至背离生命本身的,它的来源非常可疑,就像是运动场上的兴奋剂,或者,辉瑞公司的产品,或者,类似于一个虚张声势的假肢。

    但是还有人迷信于幸福的计算。电影《Along came Rolly》(《遇见罗莉》)中,有个家伙是个风险评估师,他已经习惯用电脑软件分析生命中的很多事情。当他面临着如何在两个女人中间作出选择的问题时,他求助一个很高明的电脑程序。把两个人的优点、缺点之类的资料全盘输入以后,电脑会给出哪个风险更低、因此也可能是更幸福的百分比。可是那个被选择的女人受不了啦,因为,真实的、带着体温和心跳的人消失了。谁愿意自己被解剖成一堆数字呢?这不是一个听从心灵呼唤的选择,也不是一个与爱有关的决断。

    如果一定需要找到什么“幸福指数”,那么惟一可能的答案就是:爱,自由,创造。只有这几个本质性的关键词能丈量幸福,能够诠注真正的快乐。对我来说,它们也就意味着那样的感觉:相逢的欣喜,飞翔的快慰,审美的沉醉。

    幸福的尺寸是本无所谓大,无所谓小的。这正像脚上的鞋,穿着合适也就可以了。童年的尺寸是一颗糖果的甜蜜,少年的尺寸是一个眼神的鼓舞,青年的尺寸是一个拥吻、一份自由、一颗创造的心。在此之后,你的脚丫已经不再长大,你鞋子的尺码已经固定,所以,请逗留于爱、自由、创造所赐予的陶醉之中,没有必要不切实际地追求量的扩张。因为,“人不能把握自己的幸福,都是因为超出了自己的双足所占的地面尺寸。”